编者按：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重要指示。反腐败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实践，更是彰显中国之治、诠释中国道路的重要窗口，亟需以自主学术话语讲清中国反腐逻辑、传播中国治理智慧。有鉴于此，我们辑录湖南省第十六届优秀社科专家、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反腐败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湘潭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名誉院长吴建雄教授十八大以来在《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的七篇专题文章。这些文章立足全球治理视野，解读中国反腐模式的独特优势与世界价值，体现了我国反腐学者打破西方理论话语桎梏，积极传播中国反腐败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与担当。
中国反腐从理念目标到实践模式的新超越
文章全文如下：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要求，进一步强调“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进一步表明了中央彻底反腐的决心，充分体现了我党反腐从理念目标到实践模式的新超越。
反腐败政治理念更加清晰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绩有目共睹，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老虎苍蝇”一起打，党纪国法面前没有特区、没有例外，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坚定立场和零容忍的反腐理念。
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来抓。但从总体上看，在反腐措施和制度建设上尚未达到“对轻微腐败毫不容忍”的境界，“抓大放小”，对轻微腐败的见怪不怪，恰恰是腐败蔓延滋长的内在原因。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强调“抓早抓小，有病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是对反腐败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表明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的本质特征。
零容忍理论的确立，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身体力行、以上率下的结果。过去多年来，说到做不到甚至根本没有去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以至于一些反腐举措流于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这些久违了的、曾经熟悉的原则和准则使得“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的承诺显得更为可信。
正是对腐败零容忍理念的确立，我国才演绎了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大戏”，反腐才能打破“退休即平安着陆”的惯例、“刑不上常委”的惯例，“打虎”才没有上限，也没有“节点”，更没有“休止点”，“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的法治逻辑才能得到彰显。
反腐败战略目标更加明确
五中全会公报中强调“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就告诉我们，当前“打老虎”是取得反腐成效的重要标志，但反腐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打老虎”，而应通过“打老虎”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让领导干部从“不敢腐”逐步过渡到“不易腐”和“不想腐”，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
“三清”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根据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对社会关切的有力回应，有利于坚定人们与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耐心和恒心。历史上，我国曾多次提出反腐败目标，可是，这些目标要么不够彻底，要么是把手段当目标，甚至仅把反腐败当作一个工具。“廉洁政治”把阶段性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有利于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部署、推进这项工作，从社会关切角度及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应了治国理政的新要求。
国人向来崇清、尚清、褒清。清，不单是自然状态和个人修为，还是一种权力品格，是政府品质，也是政治伦理。中华文明数千年，腐败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以致于让我们的文明始终处于“掌权—腐败—垮台”的“历史周期率”之中。我国进入新时期之后大力反腐已有三十余年，却始终无法控制腐败蔓延势头的严酷现实表明，敢于提出这样一个明确具体的目标，这是一个极大的自我革命和自我挑战。反腐败目标越是明确，就越有可能全面挑战我们党及其领导骨干的认知力、领导力和意志力。共产党人最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出表率。
反腐战略重心更加突出
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的问题，这是对坚持我国反腐败战略重心的基本要求。十八大以来，面对腐败猖獗、易发多发的情况，党中央把反腐治标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鲜明地摆在了全党面前，強调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重心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打好基础、做好准备、积累经验、赢得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强反腐败工作，但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战略重心不可突出、反腐力度不够坚强直接相关。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机理是以惩促防，以防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
以治标为主，就要保持高压反腐的基本态势，形成“伸手必捉”的威慑力，营造“不敢腐”的社会氛围，同时不断地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基本制度，强化制度在反腐败中的核心作用，把一些有效成果固化形成制度，扎牢追逃追赃的笼子，加强国内外反腐败工作的合作。从目前的反腐败效果来看，“不敢腐”已经初显成效，“不能腐”、“不想腐”还要走更长的路，需要配以更多的制度措施。
反腐重心关乎反腐败斗争的宏观战略。当腐败现象猖獗，其“存量”超过社会承载能力时，惩治腐败将处于核心地位。反之，如果腐败高发的态势已基本得到控制，那么预防腐败就应成为战略重点，因为只有加强预防，才能巩固惩治腐败的成果，避免陷入“前腐后继”的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 反腐败斗争的战略走势可表述为：以高压反腐（不敢腐）为重心的标本兼治—以建制反腐（不能腐）为重心的标本兼治—以文化反腐（不愿腐）为重心的标本兼治。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处于哪一阶段， 反腐惩治、反腐制度、反腐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战略要素。
反腐败基本方式更加科学
当下，我国反腐模式正从传统反腐向法治反腐转变，反腐策略正从零散型的应急反腐向整体型的系统反腐转化，我国反腐将更加重视党纪党规、国家法律和规章制度建设。更加重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这些转化，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前瞻性战略选择。
法治反腐强调惩治腐败的公正性。法治反腐首要的是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案必查要求反腐力度不能够滞后于腐败势头，不搞选择性执法、象征执法、宽容性执法。法治反腐意味着，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的腐败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任何法律制裁的腐败行为都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所受制裁的严重程度都按相同的标准决定。
法治反腐强调公共权力的约束性。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手段、条件和程序，为公权力执掌者创设公正、透明和保障公正、公平的运作机制，使公权力执掌者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从而达到减少和消除腐败的目标。法治反腐更加注重法治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从法律制度、法治方式和法治机制入手，更加充分发挥法治对于公权力的引导、规范、制约和惩戒作用。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新超越，有更高要求，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和稳定性。
法治反腐是党纪国法的共同之治和以德治党的有机融合。在我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纪律是治党之戒尺。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纪必须先于国法、严于国法。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党纪挺在国法前面，就是要对党员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在先行表率中永葆我们党的先锋队性质。靠法律惩治贪渎腐败的极少数，靠党纪管住党员干部的大多数，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特征。
党纪国法蕴含着法治的逻辑，依法治国必须充分发挥党纪国法效能。这就要求党的执纪与国家司法主体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把握严格执纪与公正司法的内在联系，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通过反腐执纪与反腐司法的有机衔接和有效实施，使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刚性运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反腐败主体责任更加落实
五中全会公报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高度，再次强调了各级党委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主体责任和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要求反腐败职能工作着眼于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腐败现象。
落实反腐败主体责任就要强化党委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必须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解决好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说明白话、做明白事、做明白人，把主体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头、抓在手上。
落实反腐败主体责任就要推进纪委体制机制创新。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必须履行好监督责任。纪委立案决定由上级纪委批准，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才能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从大量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集中精力抓好执纪监督主业，建全完善巡视机制，反腐关口前移，及时发现和查处腐败问题。
落实反腐败主体责任就要强化司法反腐职能。面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双重领导体制制度化、程序化、具体化的推进，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改革措施的出台，各级党委应帮助司法机关转变思想观念、工作机制、侦查方式和办案模式，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不断完善案件移送、信息交换、经验交流等机制，有效整合办案资源；认真落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司法预防职责，切实做到查案预防、警示预防、建制预防、咨询预防一体推进，惩防职能化、惩防一体化、惩防民主化、惩防法治化同步建设。
反腐败本质特征更加彰显
我国反腐败斗争是执政党自我纯洁、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力反腐，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国际舆论也给予较高评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形象在国际上进一步树立。面对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抛出的杂音噪音，全党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不受外力干扰，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踩着不变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的本质特征更加彰显。
一是体现了执政党的责任担当。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安危之思。通过学习总书记重要论述，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什么是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什么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是选择做“太平官”还是选择担责任，总书记毅然决然。
二是体现了共产党人真挚为民的情怀。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持之以恒地惩治腐败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四大考验”、防范“四大危险”的必然要求。正如总书记所说：反腐败我们不是没有掂量过，但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期待，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这不仅体现真挚为民的情怀，而且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三是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新形势下我们党不仅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存在“四大危险”，面临“四大考验”，需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个重大课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解决两个重大课题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是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责任担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这些重要论述，指引我们自觉地把反腐败斗争融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
2016年10月26日，《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吴建雄教授撰写的《正风反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选择》一文。
文章全文如下：
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经验和教训，准确研判党面临的危险和挑战而提出来的。正在央视热播的大型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以鲜活的事实深刻揭示了这一点。广大观众从一件件反腐大案查处中，感受到党中央铁腕反腐的巨大能量,而片中展示的“大老虎”们的演变轨迹，则释放正风反腐永在路上、管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强烈信号。该片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播出，对人们理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这一会议主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的反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为清除腐败这个最大威肋，党中央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无论是“打虎”“拍蝇”还是狠纠“四风”，都让很多人直呼“想不到”。《永远在路上》中人民群众给出的一次次“点赞”充分证明，正风反腐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我们在《永远在路上》中看到，全面从严治党话语下的正风反腐，从总书记“打铁先要自身硬”庄严承诺开始，以上率下，层层传导，严纠“四风”，反腐惩恶；打破了选择性执纪执法、封闭性执纪执法的反腐困局，打破了“退休即平安着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打虎”没有上限，没有“节点”，没有“休止符”;不管是军队、机关、国企等领域，还是执纪执法机关，反腐的触角延伸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了反腐无禁区、全覆盖、无例外。“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强烈地显示了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横下一条心”“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鲜明表达了党中央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决态度，彰显了治党务必从严的反腐逻辑。
全面从严治党强化了正风反腐的主体责任。各级党委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把主体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头、抓在手上，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解决好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履行好监督责任。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从大量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集中精力抓好执纪监督主业，健全完善巡视机制，及时发现和查处腐败问题。同时，把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结合起来，强化司法反腐败职能，既坚持把纪律挺在法律之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又充分发挥法律的刑罚威慑和司法预防功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内在要求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义紧密结合起来，在腐败治理领域，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正风反腐呼唤党内政治生活健全完善
从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曝光的案件看，腐败分子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些腐败案件的衍生，无不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有关；无不与党内政治生活虚化、政治生态 “污染”有关；无不与政治立场、政治信仰、政治原则、政治纪律的缺失和动摇有关。严峻的现实表明，正风反腐要践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必须在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加强源头治理，健全完善党的政治生活、优化党的政治生态这个治本之策。
大量事实证明，一些不正之风或腐败盛行地方和部门，往往从党内政治生活弱化开始。一是党组织对党员管理软弱涣散、纪律松弛。疏于理想信念教育，疏于日常管理，民主集中制成为摆设，选人用人不规范，以官僚主义挑战“责任担当”，得过且过、惮于风险、怯于作为，管党治党失之宽松软，“两个责任”落实不力。二是在党员对党组织态度阳逢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严重，以私利压倒原则、以个性压倒党性，“两面人”现象严重，“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三是在党员与党员的关系上“你好我好”。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把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搞成了猫鼠关系或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的君臣父子关系等。
因此，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性，高度警惕和防止任何偏离党的主张的思想和言论，把对党对人民的绝对忠诚摆在首位；牢牢把握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坚决防止和纠正党内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把确保党员政治上坚定，经济上廉洁，作风上过硬作为底线要求；牢牢把握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防止和纠正党员干部故步自封、不思进取、为政不为现象，强化党员干部在四个战略布局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把握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以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责任上的担当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强化党内监督为正风反腐提供法治保障
《永远在路上》披露的“大老虎”们，都执掌着国家、地方和部门的权力，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权力异化，把人民赋予的职权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他们从理想信念的坍塌到个人欲望的膨胀，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他们的查处，印证了习总书记反复告诫:“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
强化党的监督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又是权力运行的必然规律。领导干部所执掌的公共权力，标志着权力行使者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地位、身份和职权。这种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力，不能受支配一方是否情愿，都必须服从。这就使权力拥有者具有凌驾于他人之上、滥用权力的可能。因此，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精辟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权力的这一特性能使有人格缺陷的人产生强烈的占有欲，而当他们一旦获得权力，就会改变权力设置时的初衷，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而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
《永远在路上》给人的一个重要启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公共权力要沿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整体意志和利益运行，就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而有效监督的标志，就在于它能够限制权力的滥用；这种权力监督，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下，首先表现为党内监督。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的经验证明，强化党内监督，必须明确监督主体，落实党委监督的第一责任和纪委的执纪问责监督职责；必须强化监督措施，充分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四种形态”执纪问责；必须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必须突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把民主集中制坚持好，使党的领导干部置身于党组织、党员、群众监督之下。
完善党内监督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和正风反腐的法治保障。中国特色的“法治”，是党纪与国法的共同之治，党内监督制度是党内的基本法规。习总书记指出：“要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并加强同党内其他法规的衔接，把制度框架立起来”，并要求把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与完善国家监察制度紧密结合。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使国家监督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通过实现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监察职能双管齐下，共同发力，最大限度的提升党内监督效能，构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以国家监察为主体，以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为保障的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新格局，以反腐倡廉建设促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24中国反腐败斗争展望
2024年1月10日，吴建雄教授在《中国日报》（英文版）重磅刊出《2024年中国反腐败斗争展望》一文，对强化专项整治、严查"蝇贪蚁腐"、深化源头治理提出见解。
十年磨一剑，百年开新局。2023年中国反腐败斗争持续向深度广度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反腐败斗争如何开展？二十届中央纪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做出安排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对比较突出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深化源头治理，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文章指出，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方法和抓手。专项整治要突出重点领域，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粮食购销等行业的腐败，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紧紧抓住查办案件不放松，持续强化高压震慑。推进重点领域反腐败，要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紧盯重点对象、关键环节，坚决惩治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进一步提高发现和查处腐败能力，善于从异常现象背后发现隐藏的腐败问题，盯住不放、深入核查，深挖线索、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深挖彻查窝案串案，严肃查处重大典型案件，查处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用好用足查办案件成果，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把严厉惩治、规范权力和教育引导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党性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坚决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
文章指出，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是反腐败取信于民的必然要求。相比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的“蝇贪蚁腐”，更为深恶痛绝。基层“微腐败”完全可能成为“大祸害”，其损害的是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已成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毒瘤”。要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向基层一线延伸反腐败职能，推动反腐败重心下移，把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加大惩处力度，打通反腐“最后一公里”梗阻，让反腐压力传导到最基层，增强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信赖。严肃查处基层干部雁过拔毛、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克扣侵占、优亲厚友等腐败行为，开展扶贫、民生等领域腐败行为的专项治理，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反腐的实际成效和变化。深挖村居、社区、乡镇涉黑腐败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坚决清除包庇、纵容和助长黑恶势力坐大成势、干预和阻挠案件调查处理的腐败分子，严肃查处“村霸”、“乡匪”、宗族恶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文章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既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基本原则，又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难点。只有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才能遏制和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空间，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滋长蔓延的土壤。但是实践中也客观存在民营企业为了正当利益不得不行贿等情形。这就要求执纪执法机关注意把握政策，惩罚行贿犯罪的同时要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减少刑事追究对企业的附带损害。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紧盯工程、金融、国企、扶贫、教育医疗、生态环保、食药安全等领域的“围猎”行为，对涉嫌行贿犯罪且属于长期行贿、巨额行贿、多头多次行贿等情形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具有犯罪情节轻微、初犯偶犯、主动投案、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重大立功表现等从轻、减轻情节的，可依法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或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探索建立综合运用移送审查起诉、具结悔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方式对行贿行为精准分类作出处置。同时，探索建立行贿人员数据库，为精准有效处置行贿人员提供数据支撑。以实现打击行贿违法犯罪与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文章认为，2024年中国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方向就是“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总体要求是：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聚焦重点领域，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坚持把腐败的重灾区、反腐败的薄弱点，作为攻坚战的突破点、持久战的着力点。哪里没有突破就向哪里发力，哪里是重点难点就在哪里用劲，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努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
案情公开使人民保持对腐败的警惕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当前反腐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认识反腐败斗争一定要有历史眼光、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深化源头治理，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进一步坚定反腐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2025年1月10日吴建雄教授在《中国日报》发表《案情公开使人民保持对腐败的警惕》一文。该文从备受关注的足球领域“李铁贪腐系列案”的公开披露入手，对2024 年我国强化反腐败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查隐性腐败和新型腐败、深化源头治理等问题发表见解。强调治理重点领域的腐败必须坚持把办案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发现和查处问题的能力，坚持把腐败的重灾区作为持久战的着力点，出重拳、下狠手，连续查处典型的、有影响力的案件，强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强类案剖析，提高从业者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促进完善制度，深化源头治理，保障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文章指出，李铁贪腐案的披露和查处，既彰显了严的主基调，又体现了反腐败刑事司法的公正。李铁作为曾经的国足主帅，其身份特殊，影响力巨大。作为球员，他曾在国家队和俱乐部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作为教练，他也曾带领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然而，辉煌的背后，却是他无法抵挡的贪欲和堕落，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此次判决，法院充分考虑了李铁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法对其进行了惩处。五项罪名并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这既是对李铁违法行为的严厉惩罚，也是对公权行使者的明确警示。它告诉人们，在法律面前，无论官大官小，身份如何，只要违反了法律，就应受到法律的惩处和制裁。因此反腐败必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重事实、讲法律，发现一处，及时查处一处，不给腐败分子留空间和余地，通过“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严厉措施，使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刚性的特质不断彰显。
文章指出，李铁贪腐案的披露和查处，是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问题的成果之一。从案件反映的违法犯罪事实看，具有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相交织，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相关联特征。如为达到个人升迁，李铁不仅向个人行贿100万元，并游说相关机构行贿200万元；他与某俱乐部以总额6000万元签下了所谓“合同”，实际上是以合法的幌子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其贪腐金额1.19亿元的背后，是足球领域政治生态的恶化、系统性腐败的蔓延。李铁和足球协会10余名高管落马并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事实证明，治理重点领域的腐败必须坚持把办案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发现和查处问题的能力，坚持把腐败的重灾区作为持久战的着力点，出重拳、下狠手，连续查处典型的、有影响力的案件，强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强类案剖析，提高从业者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促进完善制度，深化源头治理，推动中国足球健康发展。
文章指出，李铁贪腐案披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权力异化，把人民赋予的管理职权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他们从理想信念的坍塌到个人欲望的膨胀，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身。他们的查处，印证了习总书记反复告诫:“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有权必有责，滥权必追责，是社会正义原则在权力运行中的体现，也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根本目的。纵观李铁之流贪腐从发端到蔓延，其行业管理和资源配置机制的疏漏缺失、管理监督机制的软弱缺位，无疑是重要原因。它从反面告诉人们，在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必须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的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同时，它也提醒广大公众，特别是公职人员和企业家等群体，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守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作为公权行使者，只有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才是沧桑正道。
文章认为，对李铁之流贪腐案的公开披露，成为新时代舆论宣传一个特点。今年以来，中纪委就公开通报查办的中管干部53人，刷新年度记录。其中，正部级8人，副部级35人，中管正厅级10人。有人曾担心高频度公开披露腐败案件，会不会产生所谓越反越腐的错觉。其实不然，它给人带来的是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发展的鲜活例证。它以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彰显党和国家高压反腐反腐的力量常在；同时表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
文章认为，今日之中国，正处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而腐败现象的存在，会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的负面影响。在政治领域，腐败会导致政府权力滥用，破坏民主法治；在经济领域，腐败会引发资源配置不公，破坏市场秩序；在社会领域，腐败会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引发社会不满和冲突。因此，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时，同步部署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改革举措。它告诉人们，唯有更好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以作风建设保障改革攻坚，以严明纪律促进干部担当作为，以严惩腐败为改革清障护航，才能推动全党和举国上下凝聚起强大合力，无惧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实现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自律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
《中国日报》编者按：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其将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这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榜样。本报邀请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美籍专家哈维佐丁；北马其顿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哲学学院，安全、防务与和平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和平研究的全职教授（终身教授）万科夫斯卡；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建雄教授三位专家一起分享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美籍专家哈维佐丁在《一个世纪的历程证明了中国的选择》一文中指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这个曾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正深陷百年屈辱的泥沼。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重回全球重要领导者的行列。我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亲眼见证了这一复兴历程——中国之所以能再度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以严格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革新，从而始终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万科夫斯卡发表《中国共产党的高效和民主》一文中指出，值此中国共产党又一个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以敬畏之心回望其百年征程。当西式多党民主逐渐暴露制度性局限、未能兑现“普世价值”承诺时，许多人，尤其是亲历过历史变迁的一代开始重新审视：我们是否曾被某种“唯一正确”的叙事遮蔽了视线？对年轻一代而言，这一反思更为艰巨：他们的认知长期被西方宣传塑造，被灌输着“别无选择”（TINA）的单向逻辑。
2025年6月30日，吴建雄教授在《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自律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一文。
文章指出，当前中共正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一些外部观察人士可能会质疑中国为何发起这样的运动。然而，这八项规定，包括勤勉与杜绝浪费，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中共的成功是多方面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党的持续自我修正机制和官方遴选程序：遴选合格、称职、忠诚和有才干的官员。这些机制确保了党的领导层保持诚实、真诚和负责的态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坚定领导者和组织者。简言之，自律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
文章指出，从党的持续自我修正机制和官方遴选程序的内容看，这一机制涵盖党内巡视、反腐制度、党校体系与领导干部轮岗制及其对政策更新与制度弹性的作用等方面。一是党内巡视，通过对领导干部政治表现、履职情况、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传导压力，为选拔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提供精准依据，推动形成良好选人用人导向通过常态化政治监督，对领导班子履职情况与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深度检视，形成问题清单与整改建议，直接为中央政策动态调整提供实证依据。二是反腐制度，以法治刚性构建权力运行边界，既通过建立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规体系，并依法依规细化为政令执行的红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惩治威慑、制度防范、自我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以案促改机制推动政策漏洞修复，以完善决策流程规范，展现其以制度纠错功能，发挥精英培养选拔适应性和“防护网”作用。三是党校体系，通过理论教育与实践研讨平台，为精英培养选拔政策创新提供思想储备。各级党校在干部培训中设置政策模拟推演、治理案例研讨等课程，引导学员从理论高度审视现行政策效能，形成为中央政策修订的参考样本，扮演着政策更新“智囊库”的角色。四是领导干部轮岗制，通过跨区域、跨部门任职，使干部在多岗位实践中积累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经验。如经济发达地区干部轮岗至欠发达地区后，将产业扶持政策的本地化调适经验反馈至政策制定层，推动形成“分类指导”的政策优化思路，成为制度弹性的“转换器”。
文章指出，从中共持续自我校正与精英的选拔培养机制的形态看，其表现为通过“政策试验—地方反馈—全国推广”的基本特征。政策试验，就是通过选定典型地区开展干部选拔培养政策试点（如新型考核机制、培训模式）。地方反馈，就是系统收集地方实施中的成效数据与问题反馈。全国推广，就是经中央层面总结提炼后将成熟经验转化为制度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分层分类推广应用，使体制在“试验-反馈-优化-推广”的循环中实现干部选拔培养机制的迭代升级，形成从实践创新到制度固化的系统性学习路径。如广东省委党校联合深圳前海开展 “区块链 + 干部教育培训” 试点，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干部学习档案不可篡改系统，将线上课程完成度、研讨发言质量等数据上链存证。中央党校在总结试点经验时，针对 “技术应用与培训内容脱节” 问题提出优化方案并发布《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将广东试点的 “学习过程区块链存证”“培训效果智能分析” 等机制纳入全国党校系统建设标准，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从 “线下为主” 向 “数智融合” 转型。
文章认为，中共长期演进的精英选拔机制与西方“民粹化、政治极化”精英选拔形成鲜明对比。在选拔标准上，西方受民粹思潮影响，以“反建制”话语、街头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站队为核心标准，忽视专业治理能力。中共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以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实践实绩和群众公认度为根本依据，通过制度化考核确保选拔质量。在机制设计上，西方政治极化导致选拔机制碎片化，政党以意识形态划界，排斥中间派，形成“否决政治”，缺乏跨领域协作考量。中共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通过党校培训（理论武装）、基层锻炼（实践打磨）、轮岗交流（多岗位历练）等系统化培养，注重干部综合能力与治理经验积累。在价值导向上，西方精英选拔服务于短期选举利益，通过迎合部分群体情绪获取选票，导致政策反复，加剧社会分裂。我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选拔培养着眼于国家发展全局与长治久安，强调干部对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责任担当。在实践逻辑上，西方民粹化催生“反精英”思潮，精英选拔陷入“体制外冲击体制内”的对抗逻辑，削弱治理效能。我国通过党内巡视、反腐制度等机制强化监督约束，将优秀人才纳入制度化选拔轨道，在“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中实现精英与群众利益的统一。西方模式是代议制民主在社会分裂下的异化产物，核心是政治利益博弈；我国机制则植根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以制度化、专业化路径锻造服务国家治理的干部队伍，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文章认为，中共持续自我校正与精英的选拔培养机制，通过党内巡视、反腐制度、党校体系与领导干部轮岗制和“政策试验—地方反馈—全国推广”，实现了“监督-约束-教育-实践”的协同联动，构建起政策更新的闭环系统。即：巡视发现政策执行偏差，反腐制度筑牢底线要求，党校体系提供理论创新支撑，轮岗制收集多元实践反馈。通过“政策试验—地方反馈—全国推广”的实践路径，推动精英培养机制在动态调整中保持弹性，实现政策供给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确保精英选拔培养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频共振，为强国建设和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人才资源保障。
腐败治理保障经济增长
2026年反腐败斗争如何开展，中共中央政治局2025年12月25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指出，2026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文章指出，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就决定了2026年的强国建设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深化改革开放，以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美丽中国、筑牢安全屏障，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为任务目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围绕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做深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做深做实政治监督，需紧扣这一时期目标任务，聚焦 “两个维护” 根本要求，紧盯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等 “国之大者”。通过全程监督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员干部树立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摒弃急功近利的 “形象工程”。以严管厚爱结合的导向，激励干部实干担当，确保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不打折扣、一贯到底，将规划蓝图转化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文章认为，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是净化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密钥。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高质效发展，就必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作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铁规矩，中央八项规定是作风建设的重要根基。因此，对中央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绝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巩固拓展其学习教育成果。要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日常监督，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顽瘴痼疾。聚焦群众关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持续深化 “蝇贪蚁腐” 集中整治，严查截留挪用、吃拿卡要等行为。以 “小切口” 解决大问题的决心和行动，让群众从办事效率提升、权益保障强化中感受变化，用实打实的正风反腐成效，筑牢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赢得真心信任与拥护。
文章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是反腐败斗争的题中之义，又是“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效发展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反腐败必须规范权力配置和运行，因为权力滥用的重大诱因在于权力配置失当与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不力。只有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确保权力的科学合理配置和依法规范运行的有效机制，才能更好地服务正风肃纪反腐的伟大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加强对权力配置的制约和监督，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 是推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权力分工和协同的关键制度设计，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应有之义，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要健全权责法定、权责透明的制度体系，明确权力边界、规范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强化多元监督合力，整合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力量，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等重点领域。坚持严字当头，对违反制度的行为零容忍，精准执纪问责，以严肃追责倒逼责任落实。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案例警示等方式强化制度意识，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让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而非 “稻草人”，切实提升制度执行力，筑牢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
文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强调，“不铁腕反腐，将后患无穷”，深刻表明了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党坚定不移 推进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是党长期执政必须打赢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必须保持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战略定力，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要深化标本兼治，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体推进落到实处：以严查重处筑牢 “不敢腐” 的震慑，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严惩腐败行为；以制度完善扎紧 “不能腐” 的笼子，堵塞监管漏洞、规范权力运行；以思想淬炼厚植 “不想腐” 的自觉，加强廉洁教育、弘扬清廉文化。三者同向发力、综合施策，不断提升治理腐败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切实增强综合效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完善反腐败涉外法规体系，统筹国内反腐和涉外反腐两个战场，加强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高质量对外开放，为反腐败国际正义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章强调，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是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质效的核心支撑，是锻造纪检监察铁军的根本路径，更是纪检监察工作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健全制度体系，细化执纪执法流程，明确权力边界与操作规范，确保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强化队伍政治淬炼与专业提升，深化思想武装、实战练兵，提升精准履职能力。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健全内机制，严查 “灯下黑”，以铁的纪律保障队伍纯洁性。通过 “三化” 建设与铁军锻造同向发力，打造政治坚定、本领高强、作风过硬的纪检监察队伍。推进执纪执法和刑事司法有机衔接，健全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组织机制保障。
从长远发展看正确政绩观的时代价值
2026年4月27日，吴建雄教授在《中国日报》（英文版）重磅推出主题叙事专论《从长远发展看正确政绩观的时代价值》一文。文章认为，政绩观问题是关乎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当前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代背景下，正确政绩观不仅是党员干部修身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破解发展转型难题、锚定前进方向、筑牢执政根基的定盘星，其时代价值必将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实践中充分彰显。
文章指出，正确的政绩观是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完成党的使命任务的根本要求。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正确政绩观深深植根于党的初心使命和性质宗旨。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新征程上，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党中央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和工作蓝图变为现实。如“最美奋斗者”谷文昌在福建东山任职14年，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根治风沙，“先治坡、后治窝”，用一生践行“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留下了惠及子孙后代的“绿色银行”。反观个别干部，为追求短期政绩，盲目上马耗资数亿的巨型雕像、豪华会展中心等“形象工程”，最终项目烂尾或被拆除，劳民伤财，背离了党的初心使命。
文章强调，正确的政绩观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进而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效果。正确政绩观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2003年6月开启的浙江“千万工程”，从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入手，逐步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历经20年久久为功，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典范。而曾经片面追求GDP增速的部分地区，盲目引进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导致太湖蓝藻爆发、多地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生态灾难，后续治理成本远超当年的经济收益，教训极为深刻。正确政绩观引导干部摒弃“唯GDP论英雄”的错误观念，不搞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文章认为，正确的政绩观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追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如“最美奋斗者”廖俊波在政和县任职期间，扎根基层、苦干实干，带领全县财政总收入翻了两倍多，解决了群众就业、教育、医疗等一批急难愁盼问题，被群众亲切称为“人民的好书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别干部搞“数字脱贫”“虚假帮扶”，虚报脱贫人数、伪造帮扶记录，看似完成了考核指标，实则群众的实际困难丝毫未解决，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把政绩的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文章指出，正确的政绩观是防范化解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错误政绩观往往导致脱离实际、不计成本、盲目举债搞建设，统计造假、虚报浮夸，搞“数字政绩”“虚假政绩”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留下沉重的发展包袱和隐患，还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如深圳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健全金融、公共安全等领域风险防控体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而部分地方政府受错误政绩观驱使，盲目举债建设“新城新区”，导致隐性债务高企，有的甚至出现财政运转困难，民生支出被挤占，引发群众不满，埋下社会稳定隐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业绩，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文章强调，正确的政绩观是加强党的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举措。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关乎干部个人的健康成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如焦裕禄在兰考仅工作475天，却带领群众战胜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反观一些落马干部，正是因为政绩观扭曲、党性缺失，把个人升迁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最终身陷囹圄，不仅断送了个人前程，也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各级党组织需将这一教育作为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的过程中加强党性修养，涵养科学思维，准确把握建业中“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辩证关系，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在干事创业中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编辑：苏清
审核：郭涛
终审：汪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