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两会，正值“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扬帆启航的关键节点。会议鲜明确立了“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的主题，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将性别平等、生育友好、家庭发展等议题系统纳入国家发展顶层设计。就在两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提交审查，其中明确将“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作为战略目标，要求在“十五五”时期“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
在这一政策语境下，一个长期被低估的人口结构隐患愈发凸显其紧迫性——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国家卫健委《2024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7（以女性为100） ，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区间，且自2019年以来持续在111附近波动，未见回归趋势。七普分孩次数据进一步显示，全国多地三孩性别比突破150，其中上海三孩性别比高达152，四孩更是飙升至216。
这一数据，与“十五五”规划纲要所确立的“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等战略部署形成了鲜明反差。更值得警惕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基于七普数据的学术研究发现，当前对性别比偏高贡献最大的群体，已从传统的“农村二孩、初中以下学历母亲”，转变为“城镇一孩、高中以上学历母亲”。这意味着，性别偏好并未随着城镇化与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消退，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城镇家庭通过“一孩试水、多孩补救”的策略，在生育空间放开后暴露出真实的性别偏好。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作出专章部署，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然而，如果性别偏好这一深层文化病灶未能同步治理，生育支持政策可能被异化为“追儿子”的政策工具——越鼓励生育，性别比失衡越加剧，形成政策效果与政策目标的错位。
性别比失衡的深层代价：从“婚姻引擎”到“男性去责任化”
性别比失衡的后果，绝不止于“制造光棍”。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围绕“青年婚育困境”“生育焦虑”“家庭发展支持”等议题展开热议，有委员指出“青年一代对婚育的疏离，已不仅是个人选择问题，而是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的系统性挑战”。性别比失衡，恰恰是加剧这一系统挑战的结构性变量。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有一个隐形的“婚姻引擎” ：男人为结婚而拼命加班、负债购房、忍辱负重；已婚家庭消费规模约为单身家庭的七倍，从住房、家电到装修，无数行业依赖“成家立业”这一链条运转。然而，当数千万男性因结构性性别短缺注定无法进入婚姻时，一种“男性去责任化”的趋势正在形成。2024年数据显示，中国已婚家庭月均消费约4900元，远高于未婚个人的2950元；已婚家庭住房拥有率为81.5%，未婚群体仅为36.2%。当年轻人选择“躺平”不婚，他们主动放弃的不仅是婚房，更是背后整条产业链的消费需求。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但如果性别比失衡导致一代人主动退出婚姻消费市场，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将面临人口结构层面的深层制约。正如蔡昉等学者在分析“十五五”人口规划时所指出：“人口转变的影响效应可能表现出短期和快变的性质，需要把人口趋势性特征带来的挑战同‘十五五’期间的现代化目标结合研究”。
法治观察：当政策善意遭遇文化惯性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单列一节，明确“保障妇女依法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并在生育支持、家庭发展、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些部署，直指性别平等的制度短板。
然而，性别比失衡这一现实表明，制度的善意在遭遇文化惯性时面临严峻挑战。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但执法层面的薄弱、违法成本的低下，使这些规定在部分地区形同虚设。更关键的是，当“养儿防老”“延续香火”的农耕文明思维与“多孩补救”的生育策略相结合，性别选择便从个别违法行为演变为一种社会性的集体非理性。
治理路径：从法治惩戒到文化重塑
面对这一“比低生育率更近的雷”，单纯的生育支持政策已不足以化解风险。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需从以下维度构建系统性治理框架：
其一，强化法治惩戒，堵住性别选择的灰色通道。卫生、药监、公安等部门应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行为实施常态化、突击式监管，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将性别比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形成刚性约束。
其二，精准施策，回应“新主力人群”的特征。鉴于性别偏好的主导群体已向城镇中产、高学历家庭转移，政策靶向需相应调整。针对这一群体，应通过精准的法治宣传与性别平等教育，消解“儿子才能继承家业”的观念，强化女性继承权、财产权等法律权利的落地保障。
其三，釜底抽薪，完善社会保障消除“养儿防老”根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应加快城乡养老保险体系并轨与完善，从制度上降低家庭对“儿子”养老功能的依赖，切断性别偏好的经济动因。
其四，正视经济后果，构建“去婚姻化”的社会支持体系。政府与社会应正视性别比失衡对消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冲击，在社会保障、住房政策、公共服务等领域，为日益增长的单身人口提供制度性保障，避免经济风险的进一步累积。
结语
2026年全国两会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中国总是有长远的规划，而且总是能完成这些规划”。但规划的完成，依赖的不是蓝图本身，而是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务实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颗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依然未见拆除迹象的“暗雷”，考验的不仅是政策的执行力，更是一个社会能否真正告别农耕文明遗留的性别偏见，迈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
当一代人因性别结构失衡而丧失奋斗意志、退出经济舞台时，全社会都将为之付出代价。这场博弈中没有赢家，唯有以更大的法治决心与治理智慧，才能将“十五五”规划纲要所描绘的人口高质量发展蓝图，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所强调的：“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法治观察员.汪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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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清
审核：郭涛
